林县红旗渠：从干涸到希望的奇迹，看如何解决百年缺水难题

车子驶入林州境内时，我被窗外的景象怔住了。灰黄色的土地裂开无数道口子，像老人手背的皱纹。路边稀疏的玉米秆蜷曲着叶子，在烈日下耷拉着脑袋。空气中飘着细小的尘土，每一次呼吸都能尝到干涩的土腥味。

抵达林州：干涸土地的第一印象

记得那是去年初夏，我应朋友之约来林州考察。原本想象中河南该是麦浪翻滚的沃野，眼前却像被抽干了生命力的油画。朋友指着远处说，你看那些山，石头都晒得发白。确实，整片土地仿佛在高温下微微颤动，连树荫都显得稀薄无力。

我们路过一个蓄水池，池底龟裂的泥土向上翘起。旁边立着的碑文显示，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如今只剩沧桑。我弯腰摸了摸裂缝边缘，碎土从指缝簌簌落下。这种触感至今难忘——就像触摸到历史干涸的脉搏。

走访村落：听老人讲述缺水往事

在任村镇，我遇见八十多岁的李大爷。他坐在石磨旁，用浓重的乡音回忆童年。“那时候天不亮就要去挑水，来回二十里山路。”他伸出三根手指，“一家七口人，每天就靠这三桶水活命。”

他带我看院里的大缸，说是祖辈传下来的储水器具。雨季时接满雨水，要支撑大半年。缸内壁留着深浅不一的水痕，像岁月的刻度。“最旱的时候，这缸底只剩一层绿苔。”老人用拐杖轻敲缸壁，发出沉闷的声响。

村里许多老人都有类似的记忆。他们说起如何用麻绳把孩子系住，放到深井里舀泥汤水；说起新娘子过门，婆家先看水缸满不满；说起为争半桶水引发的械斗。这些故事让缺水的概念变得具体而刺痛。

历史回眸：从明朝到解放前的旱灾记忆

后来在县档案馆，我翻到泛黄的县志。上面记载着明正统年间至今的旱灾，文字简练却惊心。“崇祯十三年，大旱，人相食”这九个字让我在阅览室坐了许久。

档案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轻声说每次整理这些史料都会难受。他指给我看1942年的记录：连续三百天无雨，河水断流，蝗虫过境。幸存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树皮都被剥光，很多人往山西逃荒，路上倒下的再没起来。

这些记载与田间老人们的讲述相互印证。干旱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成为刻在集体记忆里的创伤。当我合上档案册时，窗外突然刮起一阵风，卷起的沙土拍打着玻璃。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为什么红旗渠对这片土地如此重要——它关乎的不仅是灌溉，更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尊严。

站在红旗渠纪念馆前，我望着远处蜿蜒的水渠。它静静流淌在太行山腰，像给苍茫群山系上一条银色的腰带。

站在林县县委旧址斑驳的木门前，我试图想象那个改变百万人命运的决定是如何诞生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树荫投在青石板上，仿佛还留着当年决策者们踱步思考的影子。一位当地老人告诉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杨贵书记常常工作到深夜，煤油灯的光透过纸窗，像黑暗中不肯熄灭的星火。

县委书记杨贵的远见

杨贵这个名字，在林州几乎家喻户晓。我在红旗渠纪念馆见过他的照片——三十出头的年纪，眉头微蹙，目光却异常坚定。馆里保存着他当年用过的办公桌，桌面上有道深深的划痕，讲解员说那是他思考时无意识用指甲划出来的。

有位退休干部和我聊起杨书记的往事。“他刚到林县就背着水壶下乡调研，走遍每一个缺水的村庄。”老人回忆道，“有次在石板岩乡，他看见村民要走四十里山路挑水，回来时水洒了大半，老书记眼眶当场就红了。”

杨贵意识到零敲碎打修小水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在笔记里写道：“必须找到可靠水源，哪怕它在山那边。”这种魄力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震撼——在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300万元的情况下，他竟敢设想跨省引水。

毛主席专列上的重要会谈

1958年深秋，新乡火车站笼罩在夜色中。一列专车静静停靠在站台，车厢里灯火通明。我有幸在档案馆看到过那次会谈的记载，虽然只是简短的会议纪要，却能感受到那个夜晚的分量。

杨贵带着林县人民的期盼走进车厢。他后来回忆，当汇报到林县缺水现状时，毛主席仔细询问了细节。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和百姓的疾苦。这次会谈像一剂强心针，让跨省引水的设想获得了上级支持。

专列早已驶离，但那个夜晚的决定却在太行山间埋下了种子。有时我在想，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会议里，它们像暗夜里的火柴，划亮瞬间，却点燃了整片原野。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誓言

1959年10月的县委会议记录已经泛黄，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这八个字依然力透纸背。我在档案馆用手轻轻抚过这行字，仿佛能触摸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担当。

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口号。当时参会的一位老技术员告诉我，杨贵说这话时拳头攥得很紧。“他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太行山说，我们就是要让漳河水翻过这些山，流进林县的每一块田地。”

“引漳入林”的构想从此落地。工程指挥部最初设在农家土房里，墙上挂着手绘的地形图，红蓝铅笔标记着未来的渠线。技术员们用最原始的测量工具开始前期勘探，他们的脚步声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山谷。

1960年春节刚过，修渠的先遣队就扛着铁锹镐头进了山。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一段传奇。那个春天，太行山谷里响起的开山炮声，不仅炸开了岩石，更炸开了一个民族面对困境时的勇气与智慧。

站在红旗渠源头，望着从山西境内奔涌而来的浊漳河水，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渠水不仅滋润了土地，更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了信念——只要不放弃，人定能胜天。

站在红旗渠畔，我试着数了数崖壁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凿痕。当地老人说，每一道痕迹都代表着一个日夜，每一块岩石都记得那些血肉之躯与大山较量的岁月。风吹过峡谷，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铁锤敲击钢钎的回声，清脆而执拗。

开工之初：艰苦条件下的起步

1960年2月的太行山，积雪还未完全消融。第一批修渠队伍扛着简陋的工具走进山谷时，很多人脚上还穿着草鞋。我在纪念馆看到过当时的工作手册，上面记录着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原粮一斤半，蔬菜稀少，肉食几乎为零。

有位参与建设的老人撩起裤腿给我看膝盖上的伤疤。“那是开凿青年洞时留下的。”他平静地说，“山洞里积水过膝，我们轮流泡在冰水里作业，很多人落下了关节炎。”

施工条件简陋得令人心酸。没有现代化机械，就用绳索把人吊在悬崖上作业；没有炸药，就土法配制硝酸铵炸药；没有水泥，就自己建窑烧制。指挥部最初设在农家院的土坯房里，墙上挂着手绘的施工图，红蓝铅笔标注的进度线像血管一样在太行山间延伸。

我记得在渠首见到一位老石匠，他抚摸着渠壁说：“当年我们是用手量出来的精度。”他们用最原始的水平仪——装满水的脸盆，用肉眼观察水面倾斜度来控制渠底坡度。这种土办法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却创造了70.6公里总干渠全程落差仅10米的奇迹。

攻坚克难：劈山开渠的日日夜夜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站在这个长达600多米的隧洞前，你很难想象这是完全靠人力一锤一钎开凿出来的。洞内岩石坚硬如铁，工人们分成四班昼夜不停地施工，进度却慢得让人焦虑——每天只能推进0.3米。

有位当年的突击队员告诉我，最艰难的时候，大家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困了就靠在岩壁上打个盹，醒来继续干。手掌磨破了就用布条缠住，血水把布条都浸透了。”

在鹦鹉崖施工段，修渠人需要腰系绳索悬在百米峭壁上作业。山风凛冽，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渊。施工队发明了“荡秋千”的方法——人悬在半空，利用绳索的摆动接近作业面。这种玩命的工作方式，现在想来都让人后怕。

粮食短缺时期，野菜成了主食。我在当地吃过一次“忆苦饭”，苦涩的滋味让人难以下咽。而当年修渠人连这样的饭菜都不能保证。有位老炊事员回忆，有次粮食断供，他们只能煮榆树皮汤充饥。“看着小伙子们喝得津津有味，我心里酸得直掉泪。”

里程碑时刻：总干渠通水的喜悦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正式通水。这个日子被很多林县人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通水前夜，几乎没人睡得着。村民们自发来到渠边，举着煤油灯、打着手电筒，像等待新生儿降生般守候着。

当浑浊的漳河水终于冲破最后一道障碍，顺着渠道奔涌而来时，整个山谷沸腾了。有人跪在渠边捧水痛哭，有人追着水头奔跑欢呼，更多的人默默擦着眼泪。那一刻，十年的艰辛、牺牲、等待都化作了渠水中跳跃的浪花。

我采访过一位亲历通水仪式的老人，他说话时眼睛依然发亮：“那水声比任何音乐都动听。我们跟着水流跑了十几里，看着它流进干裂的土地，渗进去的声音就像大地在喝水。”

随后的几年里，三条干渠相继竣工，配套渠系不断完善。到1969年工程全面竣工时，红旗渠已经像血管一样遍布林县大地。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百万人口告别了缺水历史。这组数字背后，是81位献出生命的建设者，是十年青春，是一代人用血肉之躯铸就的奇迹。

站在分水闸前，望着奔流不息的渠水，我突然想起老石匠说过的话：“这水里流的不是水，是汗，是血，是命。”的确，红旗渠的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太多故事。它流淌的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站在红旗渠分水闸的观景台上，我望着脚下碧绿的渠水缓缓流淌。很难想象这条看似温顺的水带，曾经承载着一个县的生死存亡。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像无数个微小的心愿在闪烁。一位当地导游笑着说，这水啊，流了半个多世纪，还在继续讲述新的故事。

漫步渠畔：感受人工天河的壮美

沿着红旗渠的步道行走，最先抓住视线的是那条悬挂在太行山腰间的“蓝色飘带”。渠水安静地流淌，与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凿痕形成鲜明对比。我试着把手指浸入水中，冰凉清澈，完全看不出它源自泥沙较多的浊漳河。

青年洞景区现在安装了灯光系统，游客可以安全地穿行其中。洞壁上的凿痕在灯光照射下格外清晰，像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诗。我注意到有个孩子好奇地数着岩壁上的痕迹，他的父亲轻声解释：“这是爷爷们用锤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

在鹦鹉崖段，原来危险的施工点现在建起了坚固的观景平台。几位银发老人倚着栏杆指指点点，他们在回忆当年悬空作业的场景。其中一个老人转头对我说：“现在多安全，我们那会儿，腰上就一根麻绳，风一吹，人在半空打转。”

红旗渠纪念馆里，我看到一组对比照片：1965年通水时万人空巷的庆祝场面，和今天游客如织的平和景象。同样的渠水，不同的时代，却都流淌着同一种希望。

受益乡村：水到之处焕发新生

任村镇曾经是红旗渠工程的首个受益点。我走进镇里时，正赶上灌溉季节。渠水通过支渠流进田间，麦苗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绿色。一位正在浇地的农民告诉我：“现在一拧阀门就行，我爷爷那辈要跑二十里山路挑水。”

在姚村镇，我见到了典型的转变。这里过去因为缺水，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现在依托红旗渠发展起生态农业，不少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一个种植反季蔬菜的年轻人说：“水质好，种出来的菜特别甜，直接供应大城市超市。”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石板岩乡见到的一幕。几位妇女在渠边洗衣服，孩子们在旁边的空地上玩耍。这种日常生活的场景，在红旗渠修建前是无法想象的。一位老人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全家人一天就一小盆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留着喂牲口。”

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沿线村庄开办了农家乐，售卖当地特产。我在一家民宿住了一晚，主人热情地端出用渠水灌溉的瓜果：“尝尝，这甜味，别处没有。”

精神传承：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我遇到一群来自各地的年轻干部。他们在这里参加培训，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一个来自南方的学员说：“站在渠边上课，比在会议室里听报告震撼多了。”

让我感动的是，红旗渠的故事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播。当地小学把红旗渠建设史编入校本课程，孩子们通过绘画、作文理解这段历史。我翻看他们的作业本，有个孩子写道：“我要像修渠的爷爷们一样，不怕困难。”

工程建设者的后代多数还生活在林州。我拜访了当年突击队队长的孙子，他现在是水利系统的技术人员。“爷爷传下来的不只是故事，”他指着书柜里的工程图纸说，“还有这份对待工作的认真。”

红旗渠精神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公交车上，我听到两个中年人在讨论社区改造项目：“再难能有修渠难？只要肯干，没有过不去的坎。”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或许就是红旗渠留给今天最宝贵的财富。

夕阳西下时，我再次来到渠边。水流声轻柔而持续，像在诉说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这条人工天河不仅改变了林州的地貌，更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它提醒着我们：即使是最艰难的处境，也挡不住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