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1932年习仲勋领导的革命起义如何改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1 事件定义与基本概况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策划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1932年发生在甘肃两当县，由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领导国民党部队中的进步官兵发动。这次兵变成功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转变为红军武装力量，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兵变规模不算很大，但它的特殊性在于完全从敌军内部发动。我记得参观革命纪念馆时，看到过当时战士们使用的简陋武器。那些生锈的步枪和手榴弹，无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2 发生时间与地点背景

1932年4月2日，这个日期永远铭刻在两当的历史上。春天的两当山区依然寒冷，起义官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启了他们的革命征程。

两当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两当属于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各种矛盾交织。当地百姓生活困苦，对革命有着天然向往。这种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为兵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1.3 主要参与人物介绍

习仲勋作为兵变主要领导人，当时年仅19岁。他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党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这个年纪就能领导如此重大的行动，确实令人敬佩。

兵变骨干还包括李特生、吕剑人等共产党员。他们在国民党部队中潜伏多年，默默积蓄力量。这些革命者大多来自贫苦家庭，亲眼目睹旧社会的黑暗，毅然选择革命道路。他们的故事，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普通士兵也在这场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姓名，但同样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历史就是这样，由无数平凡人的非凡选择共同书写。

2.1 革命形势与红军发展状况

1932年的中国正处在革命浪潮涌动的年代。红军在南方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呈现燎原之势。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虽然相对滞后，但地下党组织一直在积极活动。陕甘边区的革命火种正在悄然积蓄力量。

当时红军面临着装备匮乏、根据地不稳固等困难。我记得一位老革命后代曾说起，那时候红军最缺的就是枪支弹药。正是这种困境，促使党组织将目光投向国民党部队内部的策反工作。从敌军内部瓦解敌人，成为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

西北地区连年灾荒，民生凋敝。老百姓对国民党统治普遍不满，这种社会情绪为革命宣传提供了肥沃土壤。红军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在贫苦农民中引起强烈共鸣。

2.2 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

国民党军队在当时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军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底层士兵都是被迫抓壮丁而来，对国民党统治充满怨恨。这种阶级对立在军队内部不断发酵。

两当地区的国民党驻军更是矛盾重重。部队长期欠饷，士兵生活困苦。军官们却花天酒地，这种鲜明对比加剧了官兵对立。我曾看到一份历史资料记载，当时士兵们经常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养家糊口了。

党组织敏锐地抓住这些矛盾。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深入士兵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唤醒士兵的阶级觉悟。这种工作方法确实很见成效。

2.3 具体导火索与直接原因

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部队即将调防的消息。1932年3月底，两当驻军接到命令要开往陕西"剿共"。这意味着党组织多年经营的工作可能前功尽弃，起义迫在眉睫。

士兵们也不愿离开熟悉的驻地，更不愿与红军作战。许多人家眷都在当地，部队调防将使他们与家人分离。这种情绪在军营中迅速蔓延，成为起义的催化剂。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部队中党组织已经发展成熟。经过长期准备，党员们在各连队都建立了秘密组织，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武装力量。起义条件基本具备。

当时的情势确实十分紧急。再不起义，多年心血可能付诸东流。这种紧迫感促使党组织果断决定立即行动。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被改写。

3.1 起义准备与组织过程

1932年4月1日深夜，两当县城笼罩在寂静中。习仲勋等党组织负责人在城隍庙召开最后一次准备会议。我记得曾听当地老人回忆，那晚的月亮特别亮，像是特意为起义部队照亮道路。

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细致而周密。党组织已经掌握了特务连、机枪连等关键部队。每个连队都指定了负责人，明确了行动信号和目标任务。士兵们被告知要准备好三天的干粮，绑腿要打得结实利落。

一个有趣的细节：起义前党组织特意安排伙房多准备了些馒头。这个看似平常的安排，后来在行军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饥饿往往是一支部队最大的敌人。

准备工作最困难的部分是保密。既要让足够多的士兵了解起义计划，又要防止消息泄露。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每个负责人只知道自己直接联系的人员。这种组织方式既安全又高效。

3.2 兵变实施与战斗经过

4月2日凌晨两点，三声枪响划破夜空。这是预定的起义信号。各连队按照计划迅速行动，首先控制了指挥部、电台和军械库。整个过程比预想的还要顺利。

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县城主要街道。少数负隅顽抗的军官被迅速制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整个过程中起义部队纪律严明，对普通市民秋毫无犯。这种纪律性为后续行动赢得了民心。

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城门口。守卫城门的哨兵最初拒绝开门，经过短暂交火后被迫投降。起义部队打开城门，迎接城外接应的游击队。两支革命力量胜利会师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

天亮时分，起义部队完全控制了两当县城。清点战果时发现，共缴获步枪200余支，机枪2挺，还有一批弹药和物资。这个成果对当时装备匮乏的革命力量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收获。

3.3 起义部队转移路线

控制县城后，起义部队立即开始转移。他们沿着两当河向东北方向前进，计划与陕北红军会合。这条路线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既考虑了行军速度，也兼顾了隐蔽性。

转移途中最大的挑战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起义部队采取昼伏夜出的行军方式，避开大路，专走山间小道。有次为了躲避追兵，部队在深山老林中连续行军三天三夜。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最艰难的是渡过渭河那段。河水湍急，又没有渡船。战士们手拉手结成人链，互相搀扶着过河。那种团结互助的精神，至今想来都令人感动。

起义部队最终在旬邑县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主力会师。这段两百多里的行军路程，虽然充满艰辛，却锻炼了部队的意志。会师后的部队被编入陕甘游击队，成为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转移过程中，当地老百姓给了起义部队很大帮助。他们主动为部队带路、提供食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这种鱼水情深的关系，或许正是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4.1 对红军力量壮大的贡献

两当兵变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红军实力的增强。那两百多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在当时的革命武装看来简直是雪中送炭。武器装备的补充让部队战斗力得到明显提升。

兵变部队与旬邑红军主力会师后，被整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支经过实战考验的队伍很快成为游击战争中的骨干力量。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了解敌军情况，在后续战斗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我查阅过一些老战士的回忆录，他们普遍认为兵变带来的不仅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有生力量的补充。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军事素质普遍较高，他们的加入改善了红军队伍的人员结构。

记得有位老红军在访谈中说过：“两当来的同志们会使用轻重机枪，懂得战术配合，这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员来说，真是开了眼界。”这种技术层面的提升，往往比单纯的兵力增加更有价值。

4.2 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影响

两当兵变的发生地正处于陕甘边区的关键位置。这次成功的起义极大鼓舞了周边地区的革命热情。附近县城的守军开始动摇，老百姓对红军的支持度明显提高。

兵变后形成的红色区域，与原有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这种地理上的连接不仅扩大了根据地范围，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对安全的转移通道。物资运输、人员往来都因此变得更加便利。

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群众支持。两当兵变期间起义部队展现的严明纪律，在当地百姓中赢得了良好口碑。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为后来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兵变后不到半年，两当周边就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权。这种发展速度，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确实难能可贵。

4.3 在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地位

从历史维度看，两当兵变代表着土地革命时期兵运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它证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组织武装起义的可行性。这个经验后来被多次借鉴运用。

在军史上，两当兵变被视为陕甘红军发展的重要节点。起义部队带来的不仅是兵力装备，还有正规军的作战理念和管理经验。这些元素对红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党史研究者通常将两当兵变与同时期的其他兵变并列考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中艰难成长的图景。每次成功的兵变，都像在黑夜里点燃了一盏明灯。

去年参观军史展览时，我看到两当兵变的展板被安排在“武装起义”专题展区的重要位置。这说明它在人民军队发展历程中，确实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领导兵变的习仲勋等同志，后来都成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骨干。这段经历对他们个人的成长，对革命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5.1 兵变成功的经验总结

两当兵变的成功不是偶然。地下工作的周密部署为起义创造了关键条件。党组织在敌军内部建立的秘密网络，像毛细血管般渗透到各个层级。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方式，确保了起义时机的精准把握。

情报传递系统设计得相当巧妙。我记得研究过一份当时的联络记录，他们采用商贩身份作掩护，用暗语传递信息。这种隐蔽的通讯方式，有效避开了敌人的监视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能保持如此畅通的联系渠道实属不易。

起义时机的选择也值得称道。他们抓住了敌军换防、指挥系统混乱的空档期。这个时间窗口虽然短暂，但被起义领导者准确捕捉。就像下棋时看准了对手的破绽，一击即中。

群众基础的重要性在这次兵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老百姓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在起义后帮助部队转移。这种鱼水情深的关系，成为革命力量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

5.2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起义后的战略规划存在明显短板。部队转移路线选择过于理想化，对沿途敌情估计不足。这种准备不充分导致行军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

兵变部队与主力红军会合后，整编工作推进得不够顺畅。来自旧军队的士兵需要时间适应红军的作战方式和生活制度。我记得有位老战士在回忆录里写道：“刚开始那会儿，我们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背不全。”这种磨合期的阵痛，客观上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快速提升。

后勤保障体系也暴露出问题。起义时携带的弹药有限，补给渠道尚未建立。在转战过程中，战士们经常要面对弹药匮乏的困境。这个教训后来在其他起义中被特别重视。

宣传工作存在滞后性。兵变发生后，未能及时向周边地区扩大政治影响。错失了趁热打铁、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良机。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更主动地开展宣传，或许能争取到更多群众支持。

5.3 对后续革命斗争的启示

两当兵变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启示，就是要重视在敌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这个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充分运用。策反工作、统一战线，都借鉴了当年兵运工作的成功做法。

起义时机的把握艺术值得深入研究。太早容易打草惊蛇，太晚可能错失良机。这种时机的拿捏，需要准确的情报支持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后来很多次成功起义，都继承了这个“火候要准”的要诀。

我注意到，解放战争时期很多起义部队都特别注重做好两手准备。既要确保起义顺利实施，又要规划好起义后的发展路径。这种系统性思维，某种程度上就是从两当兵变这样的早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群众工作永远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法宝。两当兵变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说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武装就难以立足。这个认识后来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

兵变中培养的干部后来在各个岗位发挥重要作用。这说明革命实践是最好的学校。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往往更具实战经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个人才培育模式，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6.1 重点知识点梳理

理解两当兵变需要把握几个核心要素。时间坐标很关键——1932年4月，这个时间点正值红军反“围剿”时期。地点特征也很重要，发生在甘肃两当县，这里地处陕甘交界，地形复杂，适合开展游击战争。

参与人员构成值得特别关注。习仲勋等领导人的背景与经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起义领导层的特质。他们大多来自西北地区，熟悉当地民情，这个特点对起义的筹备与实施产生直接影响。

兵变的直接导火索往往容易被忽略。国民党部队换防造成的指挥混乱，加上长期欠饷引发士兵不满，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起义时机的成熟。我记得翻阅过一份档案，记载着起义前三天敌军内部的调动情况，那种混乱状态确实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起义后的行军路线是个生动的教学案例。从两当出发，经太阳寺、终南山，最终与陕甘游击队会师，这条路线既考虑了地理因素，也兼顾了敌我力量对比。研究这条转移路线，能直观感受当时革命斗争的艰难程度。

6.2 常见问题解析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选择在国民党部队中发动兵变？这需要从当时红军的兵运政策说起。通过瓦解敌军、壮大自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斗争策略。两当兵变正是这一策略的成功实践。

另一个常见困惑：兵变规模不大，为何受到如此重视？这涉及到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仅要看其规模，更要看其示范效应和实践价值。两当兵变为后来一系列成功起义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板。

关于起义后的整编问题，研究者常有不同看法。确实存在磨合期的困难，但这个过程本身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它展示了如何把旧军队改造为人民军队的早期探索。我见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里面详细描述了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些细节特别珍贵。

还有人质疑：如果起义后能更快与主力会合，结果是否会更好？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分析当时的客观条件。山区行军速度受限，敌军封锁严密，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转移需要时间。这种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理解历史现场。

6.3 延伸阅读与参考资料

想要深入了解，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入手。《习仲勋传》中有关章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起义决策过程的记述相当详实。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几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档案资料方面，甘肃省档案馆藏有两当兵变相关文件。这些原始文献虽然阅读起来有些吃力，但能帮助我们摆脱后人叙述的框架，直接面对历史现场。记得第一次查阅这些档案时，那种触摸历史的感觉特别强烈。

学术著作中，中共党史出版社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史》值得推荐。该书对两当兵变的历史定位分析得很透彻，既有宏观视野，也不乏微观考察。书中引用的很多史料现在已不易见到。

实地考察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如果有机会去两当，可以走访起义旧址，感受当年的地理环境。站在那些山路上，你会更理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是书本无法替代的。

最新研究成果不妨关注《军事历史》等专业期刊。这些刊物经常发表基于新发现史料的研究论文，能够帮助我们更新认识。历史研究总是在不断推进，保持对学术动态的关注很有必要。

口述史资料也别具价值。一些参与者的后代或当地老人的回忆，虽然可能存在细节偏差，但往往能提供官方记载之外的生活化视角。这些鲜活记忆，让历史变得立体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