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是欧盟三大核心机构之一，也是全球唯一通过直选产生的跨国议会。它代表着欧盟5亿多公民的利益，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三地设有办公地点。这个独特的跨国议会既承载着欧洲一体化的理想，又面临着多语言、多文化的现实挑战。
1.1 欧洲议会的定义和历史沿革
欧洲议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大会。那时它只是个由成员国议会指派的咨询机构，权力相当有限。我记得翻阅过早期会议记录，那些文件显示当时代表们主要讨论煤炭和钢铁生产配额问题，与现在广泛的立法权限形成鲜明对比。
1958年更名为欧洲议会后，它开始缓慢地扩大影响力。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举行了首次直接选举，让欧洲公民能够直接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这个变化让议会获得了更坚实的民主合法性。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相继生效，议会的权力逐步增强，从最初的咨询角色演变为真正的共同立法者。
1.2 欧洲议会在欧盟体系中的地位
在欧盟独特的机构平衡中，欧洲议会扮演着民主代表的角色。它与代表成员国利益的理事会共享立法权，同时监督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这种设计确保了欧盟决策既考虑各国立场，又反映民众意愿。
欧盟委员会垄断立法倡议权，但议会可以通过决议要求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实际上，我曾观察到一个案例，议会连续多年呼吁制定数字服务法案，最终促使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提案。这种互动体现了欧盟机构间的制衡关系。
议会还拥有批准欧盟预算的最终决定权。每年秋季，议员们都会仔细审查欧盟的支出计划，确保资金用在符合公民利益的领域。这种预算权力让议会能够实质性地影响欧盟政策方向。
1.3 欧洲议会的基本组织结构
议会内部组织相当复杂，但理解其结构有助于把握它的运作逻辑。议长负责主持全体会议和代表议会对外交流，由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半。
核心决策机构是主席团，由议长、副议长和财务官组成，负责确定议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这个设置让我想起大学时的学生会架构，只是规模和政治重要性完全不同。
议会按政策领域设立了20个常设委员会，如外交事务委员会、环境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是立法工作的核心场所，大部分法案的实质性讨论和修改都在此完成。议员们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兴趣加入不同委员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工。
跨国党团是另一个关键特征。议员们不是按国籍，而是按政治立场组成党团，如欧洲人民党党团、社会党和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等。这种跨越国界的政治联盟确实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精神。
总秘书处为议会提供行政和法律支持，确保这个庞大机构能够顺畅运转。考虑到议会使用24种官方语言，单是翻译和文件处理就是项艰巨任务。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体系中的民选机构，其权力范围经历了显著扩张。从最初仅具象征意义的咨询角色，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实质性权力的立法主体。这种演变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主合法性的强化需求。
2.1 立法职能：共同决策程序
共同决策程序构成欧洲议会立法职能的核心。在这一机制下，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作为平等伙伴共同通过立法。一项法案必须同时获得两个机构的批准才能生效。
程序启动于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议会相关委员会随即展开详细审议，提出修正意见。若理事会不接受这些修改，将进入调解委员会阶段。这个由议会和理事会代表组成的临时机构致力于寻求妥协方案。
我注意到去年关于人工智能法案的立法过程。议会科技委员会提出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起初遭到理事会质疑，经过三轮调解会议才达成共识。这种拉锯战展示了共同决策的实际运作。
普通立法程序覆盖了环境、内部市场、消费者保护等大多数政策领域。在某些特定领域，如税收和外交政策，议会仅享有咨询权。这种权力差异体现了成员国主权让渡的限度。
2.2 预算审批和监督权力
议会与理事会共同构成欧盟预算机构，决定每年超过15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预算程序始于委员会起草的初步方案，议会可提出修改建议。
议会对强制性支出（如农业补贴）影响力有限，但对非强制性支出（研究、教育等项目）拥有最终决定权。这种区分使得议会能够引导欧盟政策优先事项。
预算执行阶段，议会通过预算控制委员会监督资金使用。它有权批准、推迟或拒绝委员会的预算执行报告。2019年，议会曾暂缓批准数个项目的支出，要求提供更详细的绩效数据。
年底，议会根据审计院的报告决定是否给予预算执行“清白的保证”。这一权力确保了欧盟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2.3 对欧盟委员会的政治监督
议会对欧盟委员会的监督权体现在多个层面。最显著的是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任命批准程序。候任委员会必须经过议会听证会的严格审查。
2019年冯德莱恩委员会组建过程中，三名被提名人因未能通过议会听证而更换。这种筛选机制确保了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政治可靠性。
议会可通过不信任动议迫使整个委员会辞职。虽然这一权力极少使用，但其存在本身就对委员会构成威慑。1999年桑特委员会因腐败指控在动议表决前集体辞职。
日常监督通过书面和口头质询进行。委员们必须定期出席议会委员会会议，回应议员关切。这种持续互动确保了委员会对议会负责。
2.4 国际协定批准权
欧盟签订的重大国际协定需经议会批准方能生效。这一权力使议会能够影响欧盟对外关系方向。
贸易协定是议会行使此项权力的典型领域。2017年，议会否决了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的临时执行，要求加强劳工和环境标准保障。这次干预显示了议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
联系国协定同样需要议会批准。2014年，议会迅速批准了乌克兰联系国协定，表明对该国欧洲方向的支持。这种政治信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议会还可通过决议表达对谈判中协定的立场，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在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等全球性议题上，议会的立场常常比某些成员国更为进取。
这些职能和权力的行使，使欧洲议会成为欧盟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存在确保了欧盟治理具备必要的民主维度，尽管其权力边界仍在不断演变中。
欧洲议会选举或许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跨国民主实践。每五年，来自27个成员国的数亿选民同时走向投票站，选举他们的欧洲代表。这种同步进行的超国家选举既保留了各国特色，又创造了独特的泛欧政治空间。
3.1 直接选举原则和选举周期
1979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欧洲议会议员由各国议会指派。那一年，共同体九国首次实行直接普选，开启了跨国民主的新篇章。
选举固定在五年周期进行，通常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的四天内完成。这个时间安排考虑到了各国传统——比如英国的周四投票和法国的周日投票。我记得2019年那次选举，从荷兰开始到意大利结束，选举结果如同潮水般陆续揭晓。
所有欧盟公民只要在其居住国登记，就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条规则催生了有趣的跨国参选现象。去年一位德国学生在波兰参选，她说这体现了“欧洲公民身份的真实含义”。
选举日期由各国自行确定，但必须在规定时间窗口内。这种灵活性尊重了成员国差异，却也导致选举结果公布时机的微妙差异。早期投票国的出口民调可能影响尚未投票国家的选民。
3.2 成员国席位分配机制
席位分配遵循“递减比例”原则——人口较多的国家每名议员代表更多公民。这个平衡术试图在人口规模和成员国平等间找到中间点。
德国作为人口最多成员国拥有96个席位，马耳他等小国则保障最少6个席位。这种设置确保小国声音不被淹没。实际上，卢森堡一名议员代表约10万公民，而德国一名议员代表约80万。
Brexit后的席位重新分配展示了这个机制的动态性。英国离开后，部分席位被废除，部分重新分配给代表性不足的国家。法国和西班牙各增加5席，这个调整反映了人口变化。
总议席数目前为705个。这个数字经过精心计算，既保证议会工作效率，又维持足够的代表性。随着未来可能的扩员，席位分配将继续是个敏感的政治议题。
3.3 选举程序和投票规则
没有统一的欧洲选举法——各成员国自行制定具体规则，只需遵守若干基本准则。这种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选举文化。
投票年龄通常为18岁，但奥地利和 Malta允许16岁公民投票。这种差异体现了各国对政治成熟度的不同理解。比例代表制是强制性要求，但具体形式各异。
德国采用 personalize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选民有两张选票。爱尔兰偏好单记名可转让投票制，这种复杂系统确保了高度精确的代表性。我在都柏林观察计票过程时，看到选票转了五轮才确定最后胜出者。
选举宣传也各具特色。瑞典候选人常在街边设置简易咖啡座与选民交谈，而意大利更依赖电视辩论。这些差异让欧洲选举如同多彩的拼贴画，统一中见多样。
3.4 跨国政党联盟的形成
选举结束后，各国议员按政治倾向而非国籍组成跨国党团。这个机制是欧洲议会最独特的特征之一。
目前七个党团覆盖了从左翼到右翼的政治光谱。欧洲人民党党团通常聚集中右翼政党，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汇集中间偏左力量。这种组合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分界。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与西班牙的人民党本无关联，却同属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团。这种结盟基于价值观契合而非地理邻近。党团必须至少包含来自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议员。
党团资格带来议会资源分配和发言时间优势。独立议员则处于相对边缘位置。这种设计鼓励了泛欧政治认同的形成，尽管国家忠诚仍然强烈。
欧洲议会选举制度就像精心调制的鸡尾酒——混合了国家传统与超国家理想。它既是不完美的妥协产物，也是跨国民主的勇敢实验。每次选举都是对“欧洲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测试与强化。
走进欧洲议会大厦，你会听到二十多种语言在走廊里交织。这些声音背后是705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议员，他们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具多元化的议会之一。这种多样性既是欧洲议会的优势，也是其运作复杂性的根源。
4.1 各成员国席位分配标准
席位分配像在走钢丝——既要反映人口规模，又要维护小国权益。《里斯本条约》确立的“递减比例”原则就是这个平衡术的体现。
德国拥有96个席位，法国79个，意大利76个。这些数字不是简单按人口比例计算。实际上，一名德国议员代表约86万公民，而马耳他议员仅代表约7万公民。这种差异化的代表比例确保了小国声音不被淹没。
我记得与一位爱沙尼亚议员的对话。她笑着说：“我们只有6个席位，但每次发言都格外珍惜。”确实，这些小国代表往往更精心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投票可能在关键立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Brexit后的调整显示了分配机制的灵活性。英国离开后，27个席位被重新分配，5个被取消。法国、西班牙等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获得了额外席位。这种动态调整确保了议会组成能反映欧盟的人口变化。
最小保障席位制度确保即使是最小的成员国也能有足够代表。卢森堡、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各拥有6个席位。这个底线保障了每个成员国都能在委员会和党团中建立有效存在。
4.2 议员的政治派别分布
政治光谱在欧洲议会呈现出独特的跨国色彩。议员们首先按政治家族结盟，其次才考虑国籍。这种安排创造了超越国界的意识形态对话。
七个主要党团覆盖了从左翼到右翼的完整谱系。欧洲人民党（EPP）通常占据中心偏右位置，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S&D）代表中间偏左力量。这两个大党团往往需要合作才能形成有效多数。
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展现了议题导向的结盟模式。来自德国的绿党议员与加泰罗尼亚独立派议员共享党团身份，这种组合在国家层面几乎不可想象。我曾观察他们如何协调文化差异，在环境政策上找到共同语言。
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团（ID）和极左翼的左翼集团（GUE/NGL）构成了政治光谱的两翼。尽管规模较小，他们经常通过精心选择的议题影响议会议程。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与法国国民联盟的合作证明了意识形态如何跨越历史隔阂。
党团纪律相对松散，允许议员根据国家利益偏离党团路线。这种灵活性让欧洲议会避免了某些国家议会中常见的僵化党派对立。
4.3 议员的工作方式和职责
欧洲议员的生活是在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选区之间的持续移动。这种“多重所在地”工作模式塑造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每周，议员们平均参加两到三个委员会会议，准备立法报告，接待游说团体，同时还要处理选区事务。时间管理成为关键技能。一位比利时议员告诉我：“我的日历是以十五分钟为单位划分的。”
立法工作是核心职责。议员们提出修正案，参与辩论，最终投票决定欧盟法律的方向。监督职能同样重要——他们质询欧盟委员会官员，审查年度报告，甚至有权启动特别调查。
选区工作呈现出有趣的地域差异。瑞典议员可能花周末时间在市政厅会议上听取选民意见，而意大利议员更依赖社交媒体互动。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政治传统。
语言能力成为隐形门槛。虽然翻译服务覆盖所有官方语言，但流利的英语或法语几乎成为有效参与的非正式要求。年轻议员在这方面通常更具优势。
4.4 议员的权利和特权
议员权利的设计既保障独立性，又确保问责性。豁免权可能是最受关注的特权，它保护议员不会因履职言论和行动而受到起诉。
这种豁免不是绝对的。议会可以应成员国请求决定是否取消豁免。我记得一个案例：一位意大利议员因国内司法程序被暂时中止豁免权。这个机制平衡了议员保护与司法责任。
薪酬制度试图统一待遇，但实际仍存差异。目前所有议员领取相同薪水（约为欧盟官员最高基本工资的38.5%），但税款缴纳方式各异。一些国家将议员薪水质为欧盟收入，另一些仍按国内税法处理。
办公室预算用于雇佣助理、租赁选区办公室和差旅开支。这笔资金使议员能够建立专业团队。不过审计相当严格，防止公共资源滥用。
通行权让议员自由进出所有欧盟机构建筑。这个看似简单的权利实际上象征着欧盟立法者的平等地位。在布鲁塞尔的Berlaymont大楼里，欧洲议会议员与成员国部长擦肩而过，彼此点头致意。
欧洲议会的成员国代表组成就像精心编排的交响乐。每个声音保持独特性，却又共同创造和谐。这种多元统一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缩影，不完美却持续演进。
想象一下，在一个容纳705位议员、使用24种官方语言的议会里，法案是如何从草案变成法律的？欧洲议会的运作机制就像一台精密的多语言时钟，每个齿轮必须完美配合才能推动立法进程。这套机制经过数十年打磨，在效率和代表性之间找到了独特平衡。
5.1 议会会议和议事规则
斯特拉斯堡的每月全体会议是欧洲议会最可见的部分，但实际工作远不止于此。议会的年度日历被划分为“ Strasbourg周”、“布鲁塞尔周”和“选区周”，这种节奏决定了议员们的生活轨迹。
全体会议的议事规则细致到令人惊叹。发言时间按党团大小分配，小党团也能确保发声机会。我记得观察过一场关于气候立法的辩论，一位绿党议员只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却用精心准备的论点改变了十几位议员的投票意向。
语言安排是运作中的隐形支柱。所有文件必须翻译成24种语言，同声传译覆盖所有正式会议。这套系统成本高昂，但确保了语言平等——这是欧盟多元性的核心承诺。偶尔会出现小语种翻译临时短缺的情况，这时议员们会切换到英语或法语继续讨论，展现出实际运作中的灵活性。
投票程序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举手表决用于程序性事项，电子投票用于重要立法。电子系统记录每位议员的选择，这些数据随后公开，供公民社会监督。这种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布鲁塞尔官僚”的批评。
5.2 委员会制度和工作流程
如果全体会议是议会的面孔，那么委员会就是其心脏。20个常设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持续工作，处理从农业到数字事务的专业领域。
委员会主席的影响力常常超过他们的公众知名度。他们设定议程、主持谈判、代表议会与理事会磋商。一位资深的环境委员会主席曾告诉我：“我的工作是在凌晨两点的妥协中找到那一点点进步空间。”
报告起草人和影子报告人制度体现了跨党团合作。每个重要法案都会任命一位报告议员和来自其他主要党团的影子报告人。他们共同打磨文本，寻求最大共识。这种工作方式催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盟——中右翼与绿党在循环经济法案上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委员会会议不向公众开放，但这恰恰鼓励了更坦诚的讨论。游说者在这里异常活跃，他们深知委员会阶段的修正案往往决定立法最终形态。有一次我目睹企业代表、环保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在走廊里同时等待同一位议员，那画面生动展示了欧盟立法的多元利益博弈。
5.3 与欧盟其他机构的协调
欧洲议会不再是被动的咨询机构，它已经成长为与理事会平起平坐的立法者。这种关系演变在“普通立法程序”中最为明显。
与欧盟委员会的互动充满微妙张力。委员会独占立法倡议权，但议会可以通过决议要求提交特定提案。当委员会显得迟疑时，议会会动用它的政治压力。我记得委员会主席每年在议会进行的“盟情咨文”演讲，那种场合总能感受到机构间的相互审视。
与欧洲理事会的协调更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成员国部长们并不总是习惯与议会平等协商。“调解委员会”成为解决僵局的关键平台，这里产生的妥协文本通常只能“通过或否决”，不能再修改。一位参与过多次调解的议员形容：“那是真正学习欧洲妥协艺术的地方。”
机构间协议以非正式但有效的方式润滑着立法机器。三机构代表在“ trilogue”会议中提前协商，这些闭门会议虽然引发透明度担忧，却大幅提升了立法效率。大约85%的法案在首次阅读阶段就能通过，归功于这种前期协调。
5.4 决策程序和表决机制
决策规则反映了欧盟的复合性质——简单多数、绝对多数和特定情况下的 unanimity要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外人难以理解的系统。
“共同决策程序”现在已成为标准。议会和理事会作为两院，权力完全平等。当双方立场分歧时，需要经过三次阅读和调解程序。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两年以上，数据保护改革就经历了这样的漫长旅程。
表决门槛的设计充满政治智慧。对于大多数决策，需要获得“组成议员的多数”支持，而不仅仅是“出席议员的多数”。这个区别很重要——它防止了大党团在低出席率时强行通过争议法案。实际上，要达到这个门槛通常需要两大党团EPP和S&D的合作。
弃权票在战略投票中扮演特殊角色。当党团内部意见分歧时，领导人有时会允许成员弃权而非反对，这样既维护了党团团结，又不阻碍法案通过。观察投票模式可以发现，环境议题上常有跨国界、跨党派的投票联盟形成。
紧急程序和安全事务的特殊规则显示了机制灵活性。在难民危机期间，议会启用快速通道程序通过援助方案；在反恐立法中，特定委员会获得加强的监督权。这些例外证明了机制能够响应紧急需求。
欧洲议会的运作机制或许看起来复杂得没有必要，但正是这种复杂性容纳了欧盟的多元性。它不追求完美效率，而要确保每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在这套机制下，欧洲缓慢而坚定地塑造着自己的未来。
欧洲议会常被比作一艘缓慢转向的超级油轮——它的轨迹变化不易察觉，但一旦确立新方向，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都会随之改变。从最初的咨询议会到如今的共同立法者，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欧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也在每个成员国的餐桌上悄悄影响着政策讨论。
6.1 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欧洲议会或许是欧盟机构中最坚定的“欧洲主义者”。观察它的投票记录，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当国家利益与欧洲整体利益冲突时，议员们往往比本国政府更倾向于一体化解决方案。
这种倾向在危机时刻尤为明显。欧元区危机期间，议会推动建立了欧洲银行业联盟；难民潮中，它坚持都柏林体系改革；疫情期间，它加速了“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的通过。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议员曾私下告诉我：“在斯特拉斯堡投票时，我首先考虑的是这对欧洲公民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是对我的选民的影响。”
议会通过其跨国党团结构，培育了一种独特的“欧洲政治文化”。社会党党团的瑞典议员与葡萄牙议员发现他们在劳工权利上立场一致；人民党党团的德国与希腊议员在单一市场规则上形成共识。这种日常合作潜移默化地消解着纯粹的国家利益视角。
立法创议权虽属委员会专有，但议会通过“立法倡议报告”巧妙施加影响。当它连续三年通过要求塑料税的报告后，委员会最终提出了相关提案。这种持久战需要耐心，但议会似乎特别擅长这种渐进式的推进。
6.2 对成员国政策的影响
布鲁塞尔的决定不再遥远——它们已经进入你家的电源插座、你手机的数据隐私设置、你购买的食品标签。欧洲议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的立法活动像石投入水，涟漪一直扩散到成员国的最地方层面。
环境政策是议会影响力增长的典型领域。我记得与一位波兰地方政府官员的交谈，他抱怨说：“我们不得不提前淘汰燃煤锅炉，不是因为华沙的命令，而是因为欧洲议会的空气质量指令。”这种“布鲁塞尔效应”有时会引发主权争议，但确实推动了政策趋同。
数据保护领域的故事更加引人注目。GDPR最初被视为德国风格的严格规制，许多成员国持保留态度。但议会中的自由派与绿党联盟成功强化了文本，最终产生的法规不仅改变了欧洲，还成为全球标准——加州和巴西的隐私法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国家援助规则曾经是技术性极强的领域，现在却经常成为头条新闻。议会通过经济事务委员会密切监督成员国对企业的补贴，确保公平竞争。当法国政府计划救助一家大型企业时，必须考虑议会可能的反应——这种预期效应比正式权力更加重要。
消费者权益保护展示了议会如何直接改善日常生活。从取消手机漫游费到延长商品保修期，这些措施最初都面临行业强烈游说，但议会与消费者组织合作，成功将它们变为现实。我认识的一位比利时学生说：“我几乎感觉不到欧盟存在，直到我在巴尔干半岛用手机而没收到天价账单时。”
6.3 面临的挑战和改革方向
民主赤字的话题困扰欧洲议会几十年了。选举投票率缓慢下降，尽管2019年出现了小幅回升。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位资深议员坦承：“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权力大小，而是与公民日常关切的连接不足。”
内部运作的复杂性也构成障碍。普通公民很难理解为什么议会要在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卢森堡之间移动。这种“巡回马戏团”安排每年耗费大量资源，却成为改革最难触及的领域——任何改变都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
席位分配公式日益引发紧张。人口较小的成员国担心随着欧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会被稀释；而德国等大国则认为当前制度低估了他们的人口比重。一位马耳他议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办公室窗外就能看到整个国家，却要参与制定5亿人的法律。”
跨国党团的团结度时受到国内政治冲击。当意大利选举产生疑欧政府时，该国议员在党团内的立场变得微妙；英国脱欧过程中，英国议员参与决策的正当性受到质疑。这些情况暴露了欧洲政治认同的脆弱性。
改革讨论集中在几个方向：简化议会所在地安排、调整席位分配、增强与国家议会的联系。一个有趣的提议是引入“跨国选区”，让选民直接投票给泛欧候选人名单。这种改革技术上可行，但政治上面临成员国议会的阻力——他们不愿看到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强化。
6.4 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欧洲议会的未来与欧盟的整体命运紧密相连。如果一体化深化，议会权力可能继续扩大；如果欧盟遭遇更多危机，议会则可能成为不同愿景的角力场。
财政权限是可能扩展的领域。目前议会对欧盟预算影响有限，特别是对成员国捐款部分。但“自有资源”改革如果推进，议会将获得更大发言权。我听过委员会一位官员预测：“十年内，欧洲议会可能会获得某种形式的税收倡议权。”
外交政策角色也在演变。尽管这传统上属于成员国和高级代表的领域，但议会通过批准国际协定获得了杠杆。它否决过SWIFT银行数据共享协议，拖延了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这些先例创造了新的政治现实。
气候变化可能成为议会进一步扩大影响的突破口。作为最直言不讳倡导气候行动的机构，它正推动将环保目标纳入所有立法。一位年轻的气候活动家当选议员后告诉我：“我们正在改写规则，让可持续发展不再是选项，而是前提。”
技术监管将是另一个增长领域。从人工智能伦理到平台经济，议会已经显示出在这些新兴问题上设定全球标准的雄心。它的审议速度可能慢于技术变革，但一旦立法，影响将是全球性的。
欧洲议会的发展轨迹提醒我们，民主制度是活着的有机体。它可能不完美，可能有时令人沮丧地缓慢，但它有能力适应和进化。随着欧洲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这个曾经被讥讽为“谈论俱乐部”的机构，正在悄然成长为欧洲民主的核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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